【我的2009】王军：为什么China叫拆呐

王军 为什么China叫拆呐

王军入选年度时尚先生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城记》以及保护了梁思成故居。奇怪的是，在王军之前之后，似乎都没有人关注北京这个被毁灭的城市的历史。

文 卢悦 摄影 浩川

   王军不是正宗意义上的北京人。他从小在贵州一个小村落里长大，那里没有任何与历史有关的东西――如果你可以忽略他家山头上的那幢民国年间建造的破庙的话。而作为采访者的我算是北京人，在东四十条有一个曾祖父买的小四合院，我的叔叔们至今还住在那里。

   这是个有趣的对比。那些正在破坏北京胡同的人们，似乎也很少有北京“土著”，拯救北京的学者里，也多非土生子，而那些胡同的拥有者们则成了上访户们，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也许这个地方注定让土著的北京人无法真正当家作主。

   但谁是北京人？这个概念其实已很模糊了。清军入关，八旗子弟主宰北京人的文化；解放军来了，大院子弟决定北京人的文化；改革开放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开始主宰北京的文化。

   为什么王军成了这个城市胡同的代言者？说起来很简单，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华社，他的宿舍所在地的前一个主人是荣禄。他在那里待了几年，发现这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无论这个城市何等喧闹，一旦进入胡同你就会发现一种难得的安宁。

   具体的感受我还真难以向你表达，如果你一定较真，可以参照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槐树花、鸽哨、葡萄架以及牵牛花和门外扫地的沙沙声。

   王军不只是因为这些开始捍卫这块故都最后的遗存，他就是在形而上的世界里，也很为北京激动，激动到跑到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时的旧居，问住在那里的孩子知道他们的前房客是谁。老实说，现在的孩子真的会关心吗？

   不只是孩子，还有很多人都不太关心梁思成故居的存毁，只有一帮“遗老”式的专家们，哆嗦着，揪着胡子告诉我们这里的“破砖烂瓦”有多宝贵。刚解放时，因为城墙不利于人民群众游行，而且毛主席要在天安门看到林立的大烟囱，梁思成即使拿头撞墙也无法挽救这些几百年的城墙的毁灭，人民群众不会明白，新中国的领导人和苏联专家也不明白，这些砖有什么意义，胡同好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搬出旧城。

   今天，房地产商们、拆迁公司以及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依然会茫然地看着这些吹胡子瞪眼的知识分子，虽然大家都在说的是中国话，但是依然是鸡同鸭讲。和王军聊完了，我忽然明白了他和那些“遗老”们有什么不同。他试图用这个时代的逻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保护胡同对大家都有好处。什么是这个时代的逻辑？那就是效率，胡同才是三个代表。

连故宫都要拆掉

   在王军眼里，北京就像一个父亲，本来是很健康的，拥有很强壮的，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拥有一种很古老的力量。但是从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一种幻灭感。这种幻灭感直接加速了北京的毁灭。

    翻开1958年的一天的《北京日报》，头版大标题是《把城墙管理起来》，王军惊讶，居然还有人敢捍卫北京城？其实文章写的是：现在正在掀起一场人民拆北京城的热潮，家家户户都跑上去乱拆，产生了塌方事件，有人被活埋了，为此，政府要管理起来，要拆得有“秩序”。

   但是你不能说只是共产党在拆，以前国民党也做过同样的事，比如广州的城墙，就是孙科（孙中山之子）拆的，南京的城墙蒋介石拆了一会儿，大家反对，就没拆了。这股拆城墙的力量来自1840年，中国人被人欺负，就认为自己的文化不行了。文化不行了，就要毁掉文化的载体，文化的载体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建筑，最主要是城市。第二个就是文字，五四运动时期鲁迅、钱玄同等人甚至写文章，说要么是汉字死掉，要么是我们死掉，只要是没有神经病的人，肯定会得出正确的答案，鲁迅都这么说过。这是一种思潮，五四运动其实是两个运动，一个是救亡，一个就是启蒙。

   中国的近代史一直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救亡的方式就是毁灭，1928年春节，满大街警察查，谁家贴春联了，就抓起来，要灭绝腐朽的民俗。那时真是要赶尽杀绝，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倒掉，文字不要，古物也不要。

   另外一条线上，是胡适、梁思成们坚持的道路，他们提出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要产生一种文化的自觉，能理解古代，为未来的发展找到一种可能性。可是那时国破家亡，哪有一块安静的书桌？毁灭总比建设快。我们迫不及待。

   听到王军这么说，我有些绝望：“那股启蒙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我想起梁思成在北京城墙面前的哭泣，想到了坠湖而亡的老舍和与这些城墙同样命运的很多人。王军却觉得：“可是他们今天还活着呢。从焚书坑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力量没有斩尽。”

   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其实还没到悲观的时刻： “如果这个力量斩尽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党项族是怎么没的吗？”我好奇地问道。

   王军说起了一段掌故：当年党项族创造了西夏文明，其文明程度堪与宋比肩。成吉思汗在打西夏时，重伤而死，遗嘱是：“把党项族给我灭掉。”蒙古人很绝，不只是搞大屠杀，而且把它的文化遗产全粉碎了，先把庙和城市都毁了，然后把文字废止。前些年出土西夏遗迹，挖出来一大堆全是瓦砾碎片――西夏人失去了文化认同，没有了共同的记忆，很简单，只要毁掉建筑和文字，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在文革最激进的时期，连故宫都要拆掉，甚至已经正式出了设计图纸。这意味着什么？你把长城、故宫等等这些全打掉了，再加上汉字不让用了，全用拉丁文，中国为什么统一？就是因为象形文字，就是字大家都认识，但是音不一样，你要用拼音文字？广东话和上海话能拼到一起吗？欧洲用了拼音文字，所以就不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了。象形文字要没了，国家的统一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想想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听到这里，其实如果不拆，我们所有人，包括既得利益集团，都会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建设性而非自我毁灭式的赚大钱的生活。我心里一阵发冷。

   “可是你正在对抗的是成千上万的推土机，推土机后面的那些上亿，上百亿，成千亿的项目，难道不觉得很绝望吗？”我还是在“不屈不挠”地“悲观”着。

   “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们还不自信，一个自卑的人，心智不成熟，根本不懂得珍惜自己。在文化上真正长大了，就会珍惜的，但我们要做的是促进中国人更快一些长大。”

   可是，我还是不能完全信服，因为我更相信钱的力量：“比如说有一个开发商老板他可能情趣比较高雅，你可能看到他家里摆着很多名士家具，甚至他可能把那牌楼都买下来，但是实际上经济利益驱使他就是要毁掉我们的文化，他建的小区就是那种最粗制滥造的东西。”

   “这是因这么做他很安全，社会容忍了他，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城记》这本书出来后，一个美国汉学家见到他说了一番话，让他印象深刻：你这本书让我发现中国人开始对自己感兴趣了。日韩都是开始对西方感兴趣，什么都是西方好，最后是对自己感兴趣，中国一定会经历过这个过程的。

   王军深以为然。

什么是社会主义？

   王军是少数几个我见过的有风骨的记者。他的“风骨”不是平白无故的“穷横”，而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新华社记者。他的读者是中央领导。他的作用，类似于历史上的御史，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他显然比一般人更有信心改变一些东西，因为他的笔也有这个权力体制所赋予的一部分力量。王军强调的是，其实如果不拆，我们所有人，包括既得利益集团，都会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建设性而非自我毁灭式的赚大钱的生活。在新华社，他负责跑城建口，现在他的办公室相当于信访办。找他反映情况的拆迁户们络绎不绝。

   这些市井小民以前卖碗凉水就能活，一旦离开了城市中心，生活无以为继。就因为他们是穷人，就更不能离开城市，城市里有大量的简单就业机会。官员就说我们要优化人口结构，不能因为人口素质低而导致我们不能现代化，王军认为这是纳粹观念。

   我们变相地将穷人赶出城市中心，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利益驱动。地方的税收，60%被中央政府拿走了，百分之六七十的财政支出由地方来完成。“于是只有靠房地产了。“

   北京的被拆迁户，能够吃掉当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三分之一，一开拆，开发商都欢呼雀跃，第一拿到地了，第二制造了房客，他又再卖房。房地产投资占了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房地产投资规模下来一点点，所有官员都觉得政绩快没了。这种增长方式就是强迫穷人去拉动内需，强迫穷人去负债。

   几年前，巴黎闹过骚乱，为什么会骚乱？巴黎从1852 年开始，拆了17年，整个城市天翻地覆，最后成功地把穷人赶到郊区去了，结果，穷人集中在郊区后形成了大片的贫民窟，没法供应足够的税收，于是当地的公共服务，教育等等无法改善，从此贫困就世袭下去了。

   老一代的穷人就忍了，年轻人们一睁开眼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当然感到不公平，于是开始仇富，开始酝酿社会动荡。

   解放初期有个民主人士问毛泽东，怎么摆脱中国历史中王朝兴衰的周期论？毛泽东用一句宣誓性的语言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绝不会重蹈覆辙。但在今天我们正在制造社会鸿沟，现在你买房子，买楼小姐会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和拆迁户混住，是纯粹的“高档社区”，用监视器和巡逻保安把你的建筑圈起来，其实这样就破坏了生态平衡，社会两极分化的鸿沟裂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危机。

    王军到党校讲课时问在场的干部：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场的人都愕然，这是一个简单到大家都不会思考其定义的概念。

   “社会主义是所有人必须付款，包括穷人。你要是付不起这个款，就让那些付得起的人帮这些付不起的人付款，这叫社会主义。”

   从这个概念上看，英国更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英国也遇到像中国这样的问题：一项调查统计，二战之后，全世界大概有十亿多人口进入城市。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但这些人没有钱买房，也没有信用贷款，怎么办？

   于是，英国政府提供信用，一些钱变成不动产，就是保障性住宅，由这些穷人去租，到了撒切尔首相时期，房款打个六折，就私有化了。穷人有一套房子很重要，到需要养老的时候，你就把房子抵押给一个中介机构，中介机构从此负责照顾你，一直到把你送到上帝那里为止，你死后，他们就拥有这部分不动产。政府又省去了养老的负担，同时把银行的钱还回去了，银行也很高兴，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的做法――资本主义就是让钱生钱――英国是靠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到了布莱尔首相执政时期，他们计划：到2016年，可负担住宅要占整个住房的50%，现在的比例是35%。英国人还强制性规定：每一个开发项目都要配套一定比例的可负担住宅，贫富一定要混居。王军看了这个报道后特感动，他觉得这真是为人民服务，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的智慧。

   这边看官该说了，政府的钱哪来呢？英美等国的城市税收50%以上都要靠不动产税，而非房地产开放，地方政府提供最大的服务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投进去之后，它就会沉淀在这个地方的不动产的价格当中。

   这样的话，即使你是贫民，也可靠不动产税变现成钱。但中国没有这个税。

失去了街巷的城市就是死城

   2008年，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请王军去做个演讲，王军把老北京的平面图和曼哈顿的平面图并排列在一起说：“其实北京和曼哈顿是一个城市。”在场的人一片哗然。美国人，说曼哈顿大都是摩天大楼，你展示的北京都是平房，怎会有相同之处？

   王军说，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不是它的立面，而是它的平面，不同的平面会带来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比如说，像曼哈顿和北京，它们都是矩形的路网，曼哈顿街宽60米，北京的胡同相隔70 米。

   高密度路网带来的好处在哪里？老北京在1949年时，每平方公里可以供养两万多人，这是什么概念？前几年建设部要求北京每平方公里要供养一万人，现在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其实你只要看解放前那些照片，虽然那时兵荒马乱的，在四合院里面依然保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状态。

   另一好处是，它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链，路网密度越高，金角银边就多。金角银边越多，临街面越多，临街面越多，简单就业机会就多，而如果你要搞个房地产项目，建这么大一个小区，最多只有四个金边银角，还有那么大一个草肚皮。在纽约穷人在那里活得下去，在老城区里面收破烂的都能活得下去，跑到望京去

穷人活得了吗？失去了街巷的城市就是死城。

   摊大饼式的环路城市，破坏的是一个城市的意义。逛街本来是一乐趣，现在大家都成群结队地在大MALL里逛，除了人挤人就是恶心。逛街就和人看文章一样，要有足够多的悬念，高潮起伏才过瘾。城市里的悬念就是十字路口，你要告诉我，一公里之后才会有一个十字路口，还敢逛吗？老北京七十米一个胡同口，你会有很多的遭遇，很多的奇遇。

   临街的界面要连续的，像长安街这样，那边的房子之前还有一个绿化带，这个城市就不是人的城市而是车的城市。工业化之后人们开始痛恨大城市，工业进入城市后疫病流行、污染、交通拥堵。城市功能太多了，要疏解它，于是中产阶级都被疏散到郊外了，大家都开车了，都有“美国梦”了，要别墅、要车库，要很低的密度，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城市被毁灭了。

   “我去美国几个城市看过，市中心，都没有人，你会很害怕。”王军说，所以美国有一帮学者就说，现在的大城市都成了大郊区，伪城市。但是还有田园城市忠实信徒说，在纽约你能给我一个乡村的后花园吗？我们需要后花园！

    王军骄傲地对这些美国学者说，当然可以，只要你住四合院！你看北京的四合院有那么大的密度，胡同都是院子挨着院子，我们家东墙就是你们家西墙，都是一堵墙，但是它还能给你一个后花园，北京的伟大就在这里，它是一个密度非常高的城市，但是你还可以享受一些后花园的乡野之气。北京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一个城市可以不要广场，但是它最不能离开的就是它的街巷，这个城市的街巷只占城市用地20%，只要把这20%的土地用好，没有广场也可以让人幸福地活着。

   再强调一次：城市的平面比立面更重要，因为平面代表了不同的就业可能性，像我们今天第三产业的比重才占40%，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印度是50%多，欧美更高了，而一个国家兴衰的晴雨表就是看它的第三产业是否足够发达。

   现在我们发明了高楼大厦和城管，就毁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繁荣世道。

   建设部有个道路规范要求城市的道路设计要适应城市快速扩张的需要，于是我们就在大力建设城市里面的郊区，长安街就是一条郊区的马路，因为长安街得让车辆赶快通过，不能停，道路和两边的建筑不要发生联系，于是这个城市中心就成了荒漠。

   我们住在望京这样的卧城，要买一杯水，就得开车。

   中国适合发展城市的土地，占国土面积不到30%，这里面大量是耕地，这里面还呆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怎么可能玩美国那种大规模的铺张？靠小汽车和一栋栋别墅支撑的次序，不可能，只能是紧凑。于是我就说得向我们老祖宗学习，向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学习，而且北京的胡同它其实是一种节能的建筑，它的绿色就像外遮阳系统，能够把酷热挡在外边，欧洲在七十年代能源危机之后发展的一种技术就是外遮阳，窗帘拉在外面，能把大概一半太阳挡到外面去，窗帘在里面是没用的，热能已经进来了。“四合院都是这样子，所以到四合院去，老百姓会说：王军你看那么热的天，我们晚上还盖被子呢。”

   我们消灭了胡同，也就消灭了100 万人口的生计，消灭了更低碳的环保生活，消灭了文明的更高级形态。

历史拉抽屉

   因为四合院和胡同其实是这么有效率这么有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文明，所以王军一定要和破坏它的人死磕。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今年我写了六篇文章，保护住了梁思成的故居。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我拯救的就是我的良心而已。实际上写完第一篇文章之后我就解脱了，我做了我该做的，它能不能保护下来就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在那一刻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如果不做，真的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不是说要拯救这个城市还是拯救文明，其实就是拯救你自己，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去做一个适合你做的事情。”

   龙应台在北大做演讲，说头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看到城墙没了，就说：“为什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王军也心有戚戚――这是文化遗产，每一代人没有权力去把它处置掉的，只是后人的托管者而已。

   “我觉得北京是一个没有老百姓的城市。”我的悲观主义又在冒头，其实我想说，老百姓的挣扎终究是很苍白的一件事。王军坚决摇头：“你知道吗？现在有两万多人联合起来，要保护北京的胡同。他们选出七个诉讼代表人，定期去起诉，递交他们的意见。”

   普尼特是美国一个著名记者，曾获过普利策奖，他在世界银行演讲：你们都说中国的拆迁的破坏非常糟糕。但是我觉得中国依然让人感到有信心，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在哪里？尽管有这样糟糕的现状，中国的老百姓还相信他们的法律，要把他们的法律变成真的东西！

   这就是一种力量。不错，我们的确一次次失败，但每次都往前走了一步，中国很多事靠大家去凑那个分母，政府是否变得更好，真正的源头在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做。

   历史不会一直往前走，有时它会倒退，历史是会拉抽屉的，拉一次抽屉，这几代人就装进去了。这个时代是再拉一次抽屉，可能我们也就进去了。

  “我这一辈子的努力，就是如何不像梁思成那样被装进那个抽屉里。”王军说。

“老北京在1949年时，每平方公里可以供养两万多人，可是现在建满高楼的北京，距离一万人的目标还遥遥无期。”

（原文见《时尚先生》09年12月刊《我的2009》专辑）